《人才战争2.0》
王辉耀、苗绿著
人才的流动不仅仅是单向的从输出国到输入国；今天国际人才的流动已经开始了双向的流动。硅谷中的印度和中国来的专业人士很多都和自己的母国保持紧密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在海外的原发展中国家人才，实际上很可能会对其母国的经济生产力的增长，新企业的创建，就业机会的增加，研发和直接投资及技术创新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很多时候，这种人才循环的好处并不只是单向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学院的院长
AnnaleeSaxenian教授
我与美林证券前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认识多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是最早一批从北美到中国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作为投资银行家的刘二飞家在香港，公司业务大多在内地，受雇公司总部在华尔街。他的行程单经常就是一次“环球旅行路演”：从香港出发，到达新加坡、东京，然后飞赴英国伦敦，接下来跨越诺曼底海峡登陆欧洲大陆，法兰克福、日内瓦、苏伊士、米兰、阿姆斯特丹，一路马不停蹄，然后飞越大西洋去美国，洛杉矶、旧金山、丹佛、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然而，刘二飞并没有多少时间真正去“环游世界”，这是工作需要。工作让他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时间在香港，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还有三分之一是在世界各地“漫游”。
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后，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最大的工作变化是要经常出差，每个月至少有两次越洋飞行。由于联想在印度、北京、纽约和罗利都有“总部”，杨元庆也不得不辗转于几个地区总部之间。尽管他还是中国国籍，却已经把家搬到了美国罗利市。过去，杨元庆一说英语就磕磕碰碰，如今，他已经能用英语跟公司的外籍总裁交流，甚至用英语演讲。
他们可谓是“太空人”或“海鸥一族”。年我出版《当代中国海归》一书，首次定义了这批人为来回飞的“海鸥”。同时，不仅仅是投资银行家、企业家，还包括许多外交官、学者、科学家等，海鸥或者说“空中飞人”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海鸥一族”正是“人才环流”群体的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发展，人才流向不同的工作所在地，“人才环流”也成为大规模的趋势。随着人才环流成为国际人才流动的一种新趋势，频繁往来于流出国、流入国或第三国的人才越来越多，他们的企业或合作项目往往跨越两个国家以上，他们的观念也已经从“人回国服务”转变成了“智力为国服务”。
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雇员素质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人才。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因此，国际化的背景和视野、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持有多国护照、具有跨国界和文化操作处理能力，这些通常被看作海鸥或“人才环流”群体的显著特征。世界著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Struggles）中国区董事长郭皓声称：“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跨地域的文化，没有在不同的非商业文化里生活和工作过，就不能算真正的国际经理人。”
在留学生、移民群体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海归人才“再归海”后仍与国内保持频繁联系的，亦处于环流状态。
联合国定义的“人才环流”中不包含在海外定居的海外人才短期回国访问。时间比例是个关键词，人才环流的群体必然经常性地往返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一般拥有多国的国籍、永久居留权、长期签证。因此，简化国籍、绿卡、签证等移民与入境制度，是“人才环流”必不可少的保障。
“人才环流”与人才的“回归”或“归化”相比，区别在于这种人才流入不但不一定是永久性，而且从现状来看就充满了不固定的因素。因此，人才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不那么挑剔，甚至不介意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科技落后，而这些往往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通过放宽对国籍、绿卡、签证的限制，而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
我国有多万华侨华人，其中数百万为环流型人才他们在国外长期居住，以每年短期回国合作、就业、创业等形式进行环流，其实是开启了一种“人才共享”模式。
“人才共享”需要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心态。从政府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确实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发达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掌握最新技术与经验，将其传递回国内；也需要一批族裔人才滞留在海外，引导原籍国的企业出口、外包以及“走出去”，并推动文化传播。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留在国外可能起的作用更大。”曾任德国一家大学副校长的丁先春博士说：“我在学校主管科研，学校里的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可以做中德技术交流的桥梁。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德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
经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的卢伟博士则表示：“电信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来回，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而且这样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当两国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甚至互补的情况下，人才“环流”的“共享效应”会很明显：人才协助互通有无，帮助缺乏资金和技术却拥有劳动力和能源的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机会；帮助拥有资金和技术却缺乏劳动力和能源的先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最后自身也获得良好的事业发展。因此，人才环流的“共赢”效应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发展中国家、能源缺乏国与能源富裕国之间。
我国在引进人才时，如果从强调“人的回归”过渡到“才的回归”，那么就很容易吸引海外华裔与祖国进行项目合作、技术交流，或者回国投资创业或者在海外为国内“走出去”的企业效力。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2.0》，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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