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圈女神经
十年前,有一个议题时常见诸报端:“上海的基金公司为什么长不大?”、“上海滩基金圈为何无大佬?”
当时,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数量占全国的一半,总规模却不足1/3,众多而且面目模糊,缺乏大型基金公司。那时候,三地基金公司的薪酬,深圳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
十年后,不知不觉间,上海基金公司群体悄然逆袭。
年,基金公司偏股型基金规模前20名中,上海的基金公司,包括汇添富、富国、兴全、华安、东证资管、国泰、中欧、交银施罗德、华泰柏瑞等,占9席。
它们的形象也不再模糊,各有各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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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全国排名第6。(年上半年,剔除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规模,choice数据,下同)汇添富拼劲十足,一位多年前离职的老员工回忆起自行业二梯队冲向一梯队的情景,用了“心潮澎湃”一词。
同样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是富国基金,全国排名第7。在年度新发基金规模排行榜中,前述两家分列第一名、第三名,极其勤奋。
华安基金,十年前是上海当之无愧的老大,早年间遭遇些波折,近年来排名在悄悄回升,目前排名13位。
交银施罗德也走了同样的“复兴”之路。十年前,莫泰山带领交银冲到行业前十名,只花了四年。中间消沉过一段,近年来,“交银三剑客”再度崛起,骨子里有权益投资的基因。
中欧基金,特立独行、很有个性,做很多事的出发点和路径与别家不同,且出了一批明星基金经理。
此外,上海诸如华宝基金的科技ETF、国泰基金的证券ETF,凭单只产品就弯道超车。“市场给予每一点点风口的回报都是很大的,你只要做对了一件当时可能看起来很小的事。”某公募人士点评道。
以及不能忽略的,兴全、睿远、东方红等很早就因价值投资而声名鹊起的,在业内以口碑著称。
与十年前籍籍无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群像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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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果,是由市场风格变化带来的,与三地经济属性有关。”上海某资深公募人士认为。
通常认为,北京有强烈的政策氛围,诸如创新产品等,是有政策优势的;深圳敢想敢做,市场化程度最高。
而上海,处于二者之间,两边不靠。
在年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评价道:上海基金业中一些公司的“不思进取”,被外界认为是其发展不快的文化原因...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不及广深地区的同行敢闯敢拼。
上海本地常年笼罩着一种合规、保守、谨慎的氛围,各行业皆是如此,被批评错失互联网也因为这种市民文化氛围。
“所以,上海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一种政治正确、且价值正确的路线。”前述公募人士称。
“上海证监局是全国最严格的,没有之一。”上海的一位公募人士佐证了这一观点。
“在那个年代,做大做强,只有北京模式、深圳模式两条路可以走。”前述公募人士称,在那种市场氛围下,上海路线显得很拧巴。
过去两三年,监管大环境逐渐趋紧,原本被视作过度保守的上海基金公司,劣势反而转变为了优势。
肉眼可见的趋势是,上海的基金公司规模越做越大,业绩越做越好。
在年东方早报对当时的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现中欧基金董事长)的一篇专访中,窦玉明说道:
“上海不太适合的地方在于,信息上明显弱于北京和深圳...上海知道事情总是会慢半拍,而做投资信息是很重要的。”“实际上这一点不是基金公司特有的现象,保险、银行、地产,深圳的发展都比较快而且靠前,北京更不用说了,资源大。”
A股进入结构性行情之后,宏观层面的判断开始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自下而上的视角、从产业和公司的微观角度出发去选股,越来越成为主流。
此外,互联网逐渐消弭了信息获取的不对称。从信息优势上看,上海的劣势没有那么严重了。
3
一位大型公募的中层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北京的大基金公司,距离监管也更近,现在,当整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在变高的同时,政策带来的优势正在慢慢减弱。
同样的道理,十年前,渠道为王,银行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
在年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基金公司在发售新基金的同时,都需要搞定银行总行、分行、甚至某些支行的负责人员,银行的三个环节显然都需要“打点”。
而银行的总部多在北京,北京的基金公司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前,银行的产品准入,关系占大头,业绩反而占小头,比方说,总部定了谁就是谁。”前述公募中层称。
十年后,整个市场都变得更加市场化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都要来抢大零售这块蛋糕,这时候,投资业绩变得更重要了。
基金公司的准入,开始正面比拼投研实力,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阶段。
“银行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不一样的点在于,银行会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准入,做产品调研、产品研究。”前述公募中层介绍道。
“渠道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非常专业,有一套选基金的方法。”某基金经理称。
蚂蚁财富、天天基金网等互联网渠道的崛起,银行的优势地位也不再那么绝对了。
对于大公司的超级基金经理而言,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地位甚至有些逆转。
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但“渠道为王”这个词语已经很少在报端看到了。
此外,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保险、社保、年金等大机构投资者入市,他们考察产品的维度,更多是投研、业绩,甚至于背后的公司的整个管理能力、投研架构、决策流程、风控等。
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红海厮杀,业绩说话,谁有本事谁上。
基金圈的明星效应,也和过去不一样。
十年前,王亚伟几乎是唯一的公募基金顶流。在年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在列数了前面五年的市场风云人物后,评价道:至今除了王亚伟...A股再没有真正的明星基金经理。
十年后,好的基金经理仍然是稀缺资源,但相对来说百花齐放。
头部的基金公司每家都至少有两三个明星式的旗帜人物,振臂一挥就是上百亿规模。很多大公司在品牌、人才梯队上的长期积累,开始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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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公募人士在采访结束时感叹:“长远而言,还是广深的基金公司实力最强。”
在规模前十大中,广州竟然有两家上榜,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金。其中,易方达基金自年起就稳坐非货币非短期理财规模第一名,各方面优势明显。
一家公司的突出,固然是价值观、愿景、架构、路径、团队等的综合结果,但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域因素。
“员工幸福指数很高,拿着行业一梯队的薪水,享受着广州的物价。”一位基金圈人士说得很直白。
该人士的感受是:易方达和广发都很稳定,易方达的待遇非常好;广发待遇不及易方达,但氛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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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刚是这样评价易方达的:“跟大多数的传统行业类似,小地方容易出大企业。从这点来说,正因为偏居广州,反倒成就了现在的易方达。”肖志刚是拿上海对比的:“陆家嘴的基金公司多,办公室离得近,跳槽频繁。”
这一点对上海的基金公司来说是双刃剑。
年投资者报的一篇报道在当时认为是劣势:“(高管和投研更换)像上海滩这样频繁,实属少见”、“一周之内接到4个猎头的电话,很疯狂”、“(上海基金公司)规模偏小,稍微有些投研经验的都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是人事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年中国基金报的一篇报道又认为是优势:“搬来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好招人”、“上海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优势”、“基金公司多,金融人才也多”。
从年到年,媒体态度的转变,恐怕就是因为上海的中小基金公司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只有发展,才是把劣势变成优势的唯一方式。
当规模一步步做大之后,上海基金公司的人员都慢慢稳定了下来。
上海绝大部分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在近年来逐渐稳定。治理结构几乎是基金公司的命门,很容易陷入“规模小—股东对管理层不满—管理层急功近利—业绩下降—规模小”的怪圈。
股东和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理顺,已经赢在起跑线上。
5
在券商中国的一篇报道中,也提到了上海证券公司的崛起。
国泰君安、申万宏源、海通证券,过去曾经有“沪上三屌丝”之称,因为“公司很大,项目很多,但是钱少”。
年证券业成绩单显示,营收规模前十名中,上海有4席,位居榜首。
报道中有一条分析是:上海券商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在非常有控制的推进,上海深厚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券商深入骨髓的“规矩意识”,也就是现如今监管强调的合规管理...上海券商整体实力自然不降反升。
这种趋势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巧合。
上海最近三四年,金融机构实力上行、互联网也开始急追猛进、张江的芯片和生物医药在全国遥遥领先,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在走上坡道。
或许与房价也有一点点关系。自年中至今,上海房价稳中略降,一手房严格限价。房价如果过高,有时候与实体经济是反向的关系,导致产业外流。而房价控制得当,相对于同等级别城市,又会出现人才虹吸现象。
“上海环境舒适、教育资源丰富,对金融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一位上海行业组织人士称。
总体而言,较十年前,上海的基金公司只能说是迎头赶上。目前,北上广深,三足鼎立。
窦玉明在年接受采访时说,基金公司大致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做百货店,什么都能做,任何一个投资者到这个地方能买到任何他想买的产品,就像沃尔玛、家乐福;另一个方向就是精品店。
上海的基金公司,整体还是以精品店模式居多,在规模和广度上,大多数尚不及北京和广深的某些基金公司。
一个基本盘是,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正在一个迅速膨胀的阶段,行业空间广大。
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机构投资者的品牌和专业壁垒越来越高。在蛋糕在持续变大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无限的机会,抢蛋糕才是正经事。
头部20家公司是马太效应、强者恒强,但还会有洗牌,中尾部公司也未必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
总体而言,北京的金融机构宏大、全面,上海的精致、有进取心,而广深一带,质朴刚健,有着粤省的实用主义。
群雄逐鹿,十年之后,行业又会是怎样的格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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