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硕鸣
香港需要建立一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继续发挥国际优势，以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贡献。能不能保持香港继续繁荣稳定，才是最大的国安问题。
经历了年反乱，以及年开始落实“香港国安法”，香港更坚定了“一国”方向。不过，基本法确定，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虽然路已走了一半，但仍然实行“两制”的既定方针应该也不会变。即使下半场，无论国际形势发生怎么样的重大变化，坚定“一国”应该毫无疑问。对新任特首来说，有中央支持，有“香港国安法”保障，任内通过“23条”，香港维护“一国”就是铁打的江山。
问题是，香港未来25年的下半场，“一国”和“两制”仍然是无法偏废的重要组合，如何确保香港“两制”走出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轨迹，对特首是重大考验。也是国安的重要内容，没有繁荣的香港，同样难言稳定。没有了繁荣稳定，才是香港最大的国安问题。
要回答未来两制特点
城中名人施永青撰文“下届特首要为市民解答些什么问题？”其中第6条，就涉及香港未来的“两制”问题。他提到，“一国两制已进入2.0阶段，你觉得这个新阶段与之前有什么分别，香港人应怎样定位？怎样自处？才有持续发展的机会，才可以过美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好问题，未来坚定“一国”得到实实在在的肯定，未来的“两制”，也就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变，又该如何确保呢？
应该看到，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年4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强调香港回归祖国后会按《基本法》体现一国两制，邓小平当时还用了一个生动比喻，“让那里（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有“马照跑、舞照跳”便可以算数？当然不是。那时，香港人以及国际人士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民主、人权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生活方式是什么？狭义指，生活方式是个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包括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的利用等。广义那是指人们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特征的总和。包括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等活动方式。
按照理论上表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有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作为保障，其核心价值就是8个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以此核心价值为内容的生活方式。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有符合其生活方式的概括，更为全面的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人权”外的所有。
港英时期的香港，应该也是以8字价值观为目标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国两制”的香港，继续以这样的的生活方式作为追求价值，是希望让香港与国际西方社会同调、接轨，保持其国际化的特性，留住外资、留住外企人才、留住价值观。同时也期望回归后的“一国”特质，继续以特有的“两制”发挥国际优势，保有在国内的贡献。
强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很显然，“一国两制”25年实践后，目前香港更强调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可能再沿用西方那一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港英时期的那些更会被丢入垃圾桶。
当然，国家也不会希望十分明显的现时就让香港采以24字的核心价值。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再是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这一点应该十分明确的。那么，香港在经过由乱到治后，会实行怎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重建后的生活方式，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制度？有没有必要介入中间来个“16字”核心价值？
有关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个晚餐会上，向作演讲的刘兆佳教授请教。刘教授回答的总体意思是，资本主义也在发展中，不会一成不变。意思就是资本主义也要进步，香港有可能就是发展了的资本主义。
这个目标的想象非常到位，资本主义就是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也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学说。问题是，香港未来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的，能否吸引国际社会的认同，能否充分发挥国际优势？香港需要建立怎样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来继续发挥国际优势，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作出贡献。既可以得到国际认同，又不背离国家大局，这需要作出回答的。
事实上，这场疫情就让香港站在了中西方的十字路口，要面对所谓的“共存”和“清零”的尴尬。背后拷问的是中西方不同生活方式的异像。
疫情爆发期间，香港希望与内地通关，采以最为严厉的社会限制措施以尽快达到清零目的。香港对出行的严格限制与新加坡等愈来愈多亚洲国家放松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让适应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外企及外资人员不适应了。
媒体报道，很多国际公司正在将员工调离香港，包括短期派驻和永久调动，其中很多属于外派员工，因为香港的隔离规定令人难以忍受。花旗和摩根大通也有银行家搬离香港。
外媒报道，法国兴业银行正在将至少12名交易员临时从香港调到新加坡，因为香港严格的防疫政策促使美国华尔街和欧洲公司将部分员工调离香港这个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香港站在制度的十字路口
国际化，首先应该是人的国际化，另外还有人才的国际化。香港疫情趋缓，日增染疫个案在下降，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才，尤其是外籍人才也在离开香港往外走。更有猎头公司称，香港正在成为不吸引城市。他们不把这看作是突发事件的偶然，而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必然。
我们知道，不少外籍人士正是看准香港的自由经济，看准香港的自由体制，既可作为进入内地市场的跳板，同时又有独立商业和司法制度保证的福地。
同样，香港在国际上曾经的影响也是金字招牌，受益的不仅是香港本身。比如，“香港制造”的品牌价值，跟“中国制造”品牌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有说“香港制造”是国际认可的品牌，亦是产品素质和信心的保证。如香港的“Q唛优质标志计划”，推行42年，推动了本地生产素质提升，也有了国际商誉，至少有澳门和内地生产商都来申请认证，以之借船出海。
但如今，即使在抗疫上，都突显了香港在制度十字路口的尴尬。近2年严格的防疫措施下出现的移民潮，香港外流了不少人才。香港总商会年初的调查显示，近40%受访企业表示因员工移民离港，令营运受影响。而这其中又以管理层人才流失最多。
香港欧洲商务协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因港府严格的防疫政策，近半数受访公司考虑在一年内全数或局部迁离香港，国际性展览亦放弃于香港举办。
有猎头公司高层向香港媒体称，受香港防疫政策影响，香港流失的人才以外籍人士为主，情况相较年或年更严重。该高层更坦言，香港曾是区内最适宜外籍人士工作的城市，5年内将成为其中一个不吸引人才的城市。
年中，政府数据显示，自年以来，已有数十家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或办事处从香港迁出。戴德梁行汇编的数据显示，公司的迁出造成了香港15年来最高的商业地产空置率，超过80%的空置空间源于跨国公司撤离。
有报告提到，在年全年，在香港生活的美国人数目估计处于8.5万人的水平。但到今天为止，已经下降至7万人。说到底，国际人才和国际企业外流，是因为不认同香港提供的生活方式。
从防疫看香港制度选择，既要严防疫情扩散，又要照顾经济发展;既要考虑国际都市特色，又要顾及融入内地发展。两者要取舍做到平衡，看起来对香港是一道难题，实际上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课题，做的好就是优势，做的不好则成为包袱。
版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文章，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本文文字内容未经授权严禁非法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来源。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jzl/365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