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年轻人，一毕业就能实现很多人一辈子可望而不可即的百万年薪。为什么他们可以脱颖而出？高薪的背后，科技行业正在如何重新界定年轻人的价值？
年薪百万的年轻人
在中关村软件园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里，钟钊准时出现，摘下口罩后，那张带点婴儿肥的娃娃脸让他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要小上几岁。年出生的他穿着随意，一身休闲的夏季T恤加短裤，但在这个每平方公里产值近千亿元的软件园里，他的打扮显得恰如其分。
年5月13日，大学生“创客”们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一家咖啡馆交流（新华社供图）
去年7月，华为公布了首批“天才计划”的名单，国内共有8名应届博士生入选，全部实行年薪制方案，最低档年薪在89.6万.8万元人民币/年，最高档为万万元人民币/年。钟钊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并排在第一个，拿到了最高档年薪。一时之间，媒体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刚毕业的博士身上。这让他有些不适。但是，一个拿两百万年薪的年轻人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在见钟钊之前本能的一种好奇。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今年的高校毕业生达到了万人，毫不意外地再创历史新高。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期望薪酬大致在每月元上下，但大部分人难以达到这个目标。今年，新一批入选年“天才计划”的毕业生相继出炉，其中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前后已经有三位博士入选，他们全都来自于该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光电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存储和人工智能等。除了华中科技大学，还有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也陆续公布了本校毕业生入选的消息，其中还有本科生。不过在对外宣传方面，华为公司今年刻意保持了低调，没有像去年那样主动披露名单，也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这些毕业即百万年薪的年轻人，在这个动荡曲折的毕业季里，不免引发了议论。
钟钊本科也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在软件学院毕业后，他去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博连读，师从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成林，专业为“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研究方向是深度神经网络、自动化神经网络结构设计方法。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在人工智能（AI）领域有“黄埔军校”之称，是国内第一个做AI相关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钟钊向我介绍说：“我们实验室由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法计算机博士马颂德老师创建，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国去搞人工智能了，回来后创办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现在业界的各大公司里面，搞人工智能方向的人有不少都是我们所毕业的。”而当话题转向自己时，钟钊又变得十分谦虚。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钟钊仍不愿意过多提及“天才少年”这个标签。在我打开录音笔后，他重申了这一点。
钟钊点了一杯咖啡，服务员忘了给糖包，他起身去要了一包，撕开后都倒进杯里，糖粒陷在奶沫里，慢慢沉进杯中。那是个周六的下午，他不用加班。事实上，尽管软件园以“”闻名，但加班并不是钟钊的常态。他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工作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每周有三天需要开头脑风暴会，组织集体“刷”文献，这时候他下班时间才会推迟到晚上8点半到9点左右；有时候碰上产品发布会或其他重大项目，偶尔也需加一下班，但这种时候不多。采访结束后，钟钊找到自己停在咖啡厅外的电动车——那是一辆已经开了些年头的小牛牌电动车，送我去了西二旗地铁站，自己则顺便回趟实验室再去看看数据。
华为对这批“天才少年”寄予了厚望。去年6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一次内部会议中曾这样说道：“今年我们将从全世界招进名天才少年，明年我们还想从世界范围招进名。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从偏才到天才
钟钊的父亲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早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高能所”）当研究员，他们几乎是中国最早一批使用计算机的人，那时候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演算核反应。年，高能所建立了中国第一台WWW服务器，系统安装在一台PC机上。不过，这已是后话。钟钊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回到了湖南长沙一所大学，在计算机学院取得了一份教职。
钟钊第一次接触电脑就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那是在他小学一年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互联网刚刚接入国际因特网不久——一个属于互联网的时代正在到来。少年钟钊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代原住民。父亲那时已经开始担忧钟钊沉溺其中，所以规定他一周只能玩两次电脑，而在“合法”时间以外，钟钊当然也会瞅准时机偷偷玩。他清楚记得，父亲办公室的电脑还是和，操作系统是DOS，可玩的东西其实有限，上面有一些简单的小游戏，为了操作画图工具，他得先学会指令。等他再大一点，又自学了一些代码，开始能够做一些简单的网页了。尽管如此，对那时的钟钊来说，计算机已经拥有了一种奇妙的魔力，特别是父亲有意限制了他玩电脑的时间后，这种魔力似乎更被放大了。
钟钊上初中之前，家里买了第一台家用电脑。他的高中是在长沙有名的雅礼中学度过的，他在学校成为了计算机协会会长，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号召大家一起玩游戏，有时也会做做简单的网页，玩一些有趣的软件。不过父亲更希望他去好好学学编程，以后走竞赛保送的道路——在雅礼中学，走这条路的同学不少。钟钊却对竞赛兴趣不大，只喜欢自己玩。到了高三，他就从社团退出，开始专心学习，备战高考。后来填志愿时，钟钊毫不意外地报了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年左右，一起招聘事件震动了中国科技圈。微软公司当年在中国招进了一个17岁的高中生，这位高中生据说是玩“黑客”的，出乎意料的是，微软给他开出的年薪高达80万元人民币。“这个事情促使大家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才？一定得是博士吗？人才的创造性跟他的学历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华为全球招聘前负责人冉涛对我说。他在华为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推动了华为内部人力资源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并牵头建立了华为全球招聘体系。离开华为后，他创办了深圳百森咨询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人力资源咨询工作。
华为全球招聘前负责人冉涛
对近20年来，中国科技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史，冉涛有自己的理解。他回忆说，年他加入华为时，当时科技行业和工业行业更加强调知识经验的积累。“比如说你在同一个岗位上做研发，要是做了10年出去就会特别吃香，更可能拿到高薪。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随后的几年，变革悄然到来，大企业看待人才的视角和逻辑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关键领域，对人才的争夺也愈加激烈。
年前后，云计算在国内火爆起来，这一年9月，阿里云在杭州成立，并率先吹响了云技术领域人才争夺战的号角。有一个案例冉涛记得很清楚，当时阿里给一个研究生毕业4年的小伙子开了40万元年薪。“按照华为当时的标准，这个人最多给到15级，对应的月薪大概在1万到1.2万之间，第一年也就十来万工资，再加上几万块奖金，年薪差不多十五六万。我们一看人家直接给了40万，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为了“拿下”这个人，华为和阿里不断竞价，最后以80万元的年薪把这个年轻人招到了自己公司。“从那次开始，我们就提出来，对于新兴技术，特别是像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尖子人才不能受框架限制。”
“牛人不一定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冉涛他们也开始认识到，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目标似乎与企业的现实需求发生了脱节。他们希望去招一些偏科的人才，比如数学考分，语文不及格的，但这样的想法在内部讨论中就夭折了——因为偏科的人早在高考时就被淘汰了。于是，年前后，华为提出了“偏才计划”，在冉涛看来，这个计划就是后来“天才计划”的雏形。为了找到这些“偏才”，他们去大学里重点挑那些专业课比如数学、物理成绩特别好，但非专业课可能不太好，甚至挂科的人。华为当时还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华为杯”软件编程大赛，并且把大赛门槛刻意降到最低，不管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参加，同台竞技，只要赛出好成绩，排名前十的全部免试录取。
但钟钊在大学时几乎一场比赛都没有参加过，他那会儿忙活的是另一件事。年新浪微博诞生，1年第一版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lff/4427.html
